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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糾紛常見的是專利侵權行為，專利侵權只承擔民事責任。假冒專利有冒充專利和假冒他人專利之分，假冒他人專利除與冒充專利都要承擔行政責任外，還存在民事責任以及刑事責任的可能。假冒專利自入刑以來，構成此罪的判例很少，社會危害性有限，應采謙抑審慎的原則定罪量刑。

專利糾紛常見的是專利侵權行為，專利侵權只承擔民事責任。而“假冒專利”會涉及民事、行政乃至刑事三方面責任。

一、假冒專利的認定、區分與類別

1.假冒專利的認定

《專利法實施細則》第八十四條規定了假冒專利行為的幾種情形，包括：“（一）在未被授予專利權的產品或者其包裝上標注專利標識，專利權被宣告無效后或者終止后繼續在產品或者其包裝上標注專利標識，或者未經許可在產品或者產品包裝上標注他人的專利號[1]；（二）銷售第（一）項所述產品；（三）在產品說明書等材料中將未被授予專利權的技術或者設計稱為專利技術或者專利設計，將專利申請稱為專利，或者未經許可使用他人的專利號，使公眾將所涉及的技術或者設計誤認為是專利技術或者專利設計[2]；（四）偽造或者變造專利證書、專利文件或者專利申請文件；（五）其他使公眾混淆，將未被授予專利權的技術或者設計誤認為是專利技術或者專利設計的行為。”

2.假冒專利與專利侵權的區分

對于專利侵權行為而言，《專利法》第十一條規定了“未經專利權人許可，實施其專利”的判斷標準。與《專利法實施細則》第84條規定的假冒專利行為相比，兩者的判斷標準不同，對兩者的認定應根據各自法條獨立進行。專利權的侵權行為侵犯的是專利權人對技術或設計方案的壟斷權（只涉及專利權人利益），而假冒行為侵犯的是專利權人的專利標注權（名譽名稱）和消費者的社會公眾利益(社會經濟秩序)。假冒專利行為與侵犯專利權行為并無必然聯系，假冒專利行為成立不以侵犯專利權為必要條件，單純侵犯專利權的行為也不能被認定為假冒專利行為或構成假冒專利罪。

3.假冒專利的類別劃分

在產品或者產品的包裝上標注專利標識是最常見、主要的構成假冒專利行為的方式，主要包括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產品本身并沒有被授予專利權或者是在“專利權被宣告無效后或者終止后”即不具有任何有效的專利權的情況下，行為人在該產品或者該產品包裝上進行專利標識標注（無中生有），二是標注的專利號雖然合法有效，但標注專利標識的行為人并不是專利權人或被許可人（以假亂真），前者為冒充專利，后者為假冒他人專利。

1984年《專利法》將假冒他人專利參照侵權處理，1992年《專利法》才規定了冒充專利（第60條“將非專利產品冒充專利產品的或者將非專利方法冒充專利方法的，由專利管理機關責令停止冒充行為，公開更正，并處以罰款。”）。同時，假冒他人專利不再參照侵權處理，第63條規定：“假冒他人專利的，依照本法第60條的規定處理；情節嚴重的，對直接責任人員比照刑法第127條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刑法原第127條即現第213條假冒注冊商標罪）。之后，《刑法》修訂而依此設立假冒他人專利罪。2008年《專利法》不再區分假冒他人專利與冒充專利，統一規定為假冒專利，而刑法規定一直沿用假冒他人專利的規定。

假冒專利也可以依據情節嚴重做出分類。情節輕微的假冒專利行為包括：一是專利權終止后繼續聲稱具備專利權；二是將專利申請號寫作專利號；三是專利權人是企業員工；四是專利類型標注錯誤；五是因工作人員疏忽導致錯誤。情節嚴重的假冒專利行為包括：一是沒有專利聲稱有專利；二是將別人的專利宣稱為自己的專利；三是偽造或者變造專利證書、專利文件或者專利申請文件。

二、假冒專利的行政責任、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

假冒專利存在行政責任、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專利法》第六十八條規定：“假冒專利的，除依法承擔民事責任外，由負責專利執法的部門責令改正并予公告，沒收違法所得，可以處違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罰款；沒有違法所得或者違法所得在五萬元以下的，可以處二十五萬元以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1.行政責任

行政執法是處理假冒專利最普遍的形式，在本輪中央機構改革之前的2023年，知識產權系統處理假冒專利案件達到3.9萬件，同比增長37.2%。[3]

案例：江蘇省鹽城市大豐區市場監督管理局查處建湖金茂醫藥有限公司銷售假冒專利醫療器械案（國家知識產權局發布2023年度專利行政保護十大典型案例之九）

案情與結果：2023年5月，江蘇省鹽城市大豐區市場監督管理局對鹽城市大豐人民醫院和鹽城市大豐區第二人民醫院進行檢查，發現建湖金茂醫藥有限公司銷售至上述兩處醫療機構的留置針產品涉嫌假冒專利。上述產品的生產單位為蘇州林華醫療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產品名稱為“一次性使用靜脈留置針”。建湖金茂醫藥有限公司為蘇州林華醫療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的銷售商。建湖金茂醫藥有限公司銷售至鹽城市大豐人民醫院的留置針型號為ZFⅡ-B型，包裝上印有ZL200620076287.7、ZL200720037665.5、ZL200720038724.0等專利號；銷售至鹽城市大豐區第二人民醫院的留置針產品型號為Ⅱ-A型，包裝上均印有ZL200720038724.0的專利號。上述產品的銷售金額合計21.7360萬元。

經大豐區市場監督管理局調查核實，蘇州林華醫療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確曾擁有上述3件專利權，由于專利權期限屆滿，該3件專利權在建湖金茂醫藥有限公司銷售上述涉案產品時均已終止。該公司在上述3件專利權終止后，繼續將專利號印制在產品包裝上銷售給建湖金茂醫藥有限公司。大豐區市場監督管理局認定，建湖金茂醫藥有限公司的上述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實施細則》第八十四條第一款第二項的規定，屬于假冒專利行為。該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第六十三條作出行政處罰決定，責令建湖金茂醫藥有限公司改正違法行為并予公告，沒收違法所得21.74萬元。同時將案件線索移交生產地處理。

2.刑事責任

《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條規定：“假冒他人專利，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條解釋了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條規定的“情節嚴重”，包括：（一）非法經營數額在二十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額在十萬元以上的；（二）給專利權人造成直接經濟損失五十萬元以上的；（三）假冒兩項以上他人專利，非法經營數額在十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額在五萬元以上的；（四）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從1992年假冒他人專利入刑以來，構成此罪的判例很少，與商標、著作權等其他類型知識產權犯罪相比，占微乎其微。

張某、朱某假冒專利罪案（(2023)通中知刑初字第0001號，江蘇高院2023年度知識產權十大典型案件）

案情與結果：被告人張某、朱某系夫妻，張某原為案涉專利權人陸某經營的南通恒維化工廠業務人員，離職后注冊成立海安縣江源機電公司，生產、銷售鍋爐清灰劑。自2008年始，為增加銷售量，張某制作了產品宣傳冊，還委托當地一網絡公司制作公司網頁。宣傳冊封面及網頁中載有的發明專利號，與陸某于1997年4月7日申請的尚處有效期間的爐窯添加劑發明專利號完全相同。張某在銷售鍋爐清灰劑過程中，朱某協助其銷售，以發放宣傳冊及通過互聯網向客戶宣傳推介產品。2023年1月至2023年6月期間，張、朱二人共銷售鍋爐清灰劑65噸，銷售金額共計491750元。

法院認為，被告人張某、朱某未經專利權人許可，擅自在其生產的鍋爐清灰劑產品的宣傳冊和公司網頁上使用專利權人的發明專利號，將產品冒充為專利產品，易使社會公眾產生誤認，侵害了專利權人的合法權益，且危害國家對專利的管理制度，情節嚴重，構成假冒專利罪。綜合兩被告人的犯罪情節及悔罪表現，判處被告人張某犯假冒專利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并處罰金25萬元；被告人朱某犯假冒專利罪，判處拘役三個月，緩刑六個月，并處罰金5萬元。

3.民事責任

最初《專利法》將假冒他人專利參照專利侵權處理，但實際上兩者侵犯的法益明顯不同。1992年修訂實施的《專利法》規定假冒他人專利不再參照侵權處理，而是依照冒充專利的規定（第60條）給與行政處罰，對嚴重者追究刑事責任。同時，假冒他人專利的行為侵犯了專利權人的專利標注權構成侵權行為，依法當然應該承擔民事責任。但司法解釋并未對責任的承擔方式以及賠償數額標準做出明確規定，所以在實踐中專利權人主張此類侵權救濟的案例也很少。

案例：潘友德訴盛正君、潘忠東假冒專利侵權糾紛案（(2004)青民三初字第232號）

案情與結果：原告潘友德系“高強度船舶上下水兩用氣囊”實用新型專利的專利權人，專利號為ZL96 2 27002.4。被告盛正君于2003年6月23日與原告經營的青島市市北區黃海氣囊廠簽訂了“營銷業務合同”，被告盛正君與客戶簽訂“加工定作合同”中有關涉案專利的表述均為“按國家授權《高強度船舶兩用氣囊》專利技術工藝制作，質量標準以企業標準執行”。后被告盛正君離開青島市市北區黃海氣囊廠，代表被告潘忠東經營的即墨市友河氣囊廠，與新客戶簽訂的“氣囊定作購銷合同”仍有“按國家授權《高強度船舶兩用氣囊》專利技術工藝制作，質量標準以企業標準執行”的表述。法院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實施細則》第八十四條第二項的規定，未經許可，在廣告或者其他宣傳材料中使用他人的專利號，使人將所涉及的技術誤認為是他人的專利技術，屬于假冒他人專利的行為。本案中，被告盛正君直接持原告專利證書復印件作為宣傳材料，與他人簽訂氣囊銷售合同，銷售與原告專利技術同類的產品，必然導致合同相對方，將其銷售產品涉及的技術誤認為是原告的專利技術，其行為已構成假冒他人專利行為。被告潘忠東作為即墨友河氣囊廠的業主、涉案產品的生產者，在被告盛正君與他人簽訂的氣囊銷售合同上加蓋公章，銷售了涉案產品，構成共同假冒他人專利行為，此種行為屬于民事侵權行為，應承擔停止假冒原告專利行為、賠償原告經濟損失及賠禮道歉的民事責任。判決被告盛正君、被告潘忠東共同賠償原告經濟損失10萬元，并以書面形式向原告賠禮道歉。

4.三類責任的適用類型

假冒專利分為假冒他人專利和冒充專利兩類。假冒專利罪的適用范圍僅限于假冒他人專利的行為，這是和專利法律制度變化的歷史有關聯的。對民事責任而言，冒充專利沒有民事侵權的相對人，也就談不上民事責任，也只有假冒他人專利的行為存在民事責任。

三、假冒專利罪存在的必要性和完善

從1992年假冒專利入刑以來，構成此罪的判例很少，可檢索到的僅有21件，與商標、著作權等其他類型知識產權犯案相比，占比微乎其微[4]。分析這21件檢索到的案例，成立刑事犯罪的不過寥寥數件，假冒專利罪存在的必要性成為一個法律和社會議題。

一方觀點認為，這是由于定罪的適用范圍太窄造成的。假冒專利罪的適用范圍僅限于專利法中所規定的假冒他人專利的行為，而冒充專利行為和專利侵權行為則完全被排除在刑罰處罰之外。從國家專利制度和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角度看，冒充專利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并不遜于假冒他人專利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此外，由于假冒專利罪侵犯的客體之一是專利權人的商譽，而不是專利權專利制度的核心內容，并且在專利領域大量存在的違法行為是專利侵權行為，因此，僅規定假冒專利罪不利于維護專利制度的權威性和充分保護專利權人的合法權益。故有必要通過修改刑法，將冒充專利行為和專利侵權行為納入刑法的調整范圍。

另一方觀點認為，假冒專利就不應該由刑法來調整。納入刑法而有刑罰涉及人的自由、財產、甚至是生命，因此刑罰的發動應當具有必要性并且要謹慎使用。入罪和刑罰的輕重應當與行為的法益侵害程度相當，法益侵害輕到一定程度就不該發動刑罰了。我國刑法理論通說認為犯罪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和應受刑罰處罰性，只有嚴重的法益侵害性（社會危害性）的行為才被刑法所規制，假冒專利不會對他人或社會造成嚴重的危害性，按照違法行為進行行政處罰完全可以達到預防和懲罰的目的，沒有必要規定刑事責任。

筆者認同后一觀點。專利制度立法的目的一方面在于保護發明創造，另一方面也要鼓勵、推廣發明創造的應用，促進科學技術進步。就專利侵權而言，如果民事保護足以遏制侵權，就沒必要采用刑事手段。新修訂《專利法》規定了對故意侵犯專利權的懲罰性賠償，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民事保護的力度，再采取刑事手段完全沒有必要。就假冒專利而言，社會和司法實踐經驗表明，無論是假冒他人專利還是冒充專利，在現實中更多是一種虛假宣傳的行為，與不正當競爭法和廣告法規制的違法行為具有競合關系，依現行行政管理和處罰完全可以得到抑制。故而，別說將假冒他人專利的定罪范圍擴展至假冒專利不切實際，即便假冒他人專利也該采謙抑審慎的原則定罪量刑。